三國神魔錄紅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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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

三國時期的封禪是什么樣的?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跡者哉？《錄圖》曰：“潬々噅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兇。”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后在所并言眾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原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

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勛（黃權）〔黃柱〕、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中國封建王朝兩千余年來，但凡朝代更迭、新政權建立，及新帝即位，必告拜天地，祭祀眾神，求天地諸神保佑其國泰民安，更顯其順命天意，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嚴氏采《蜀志·先主傳》中“為文曰：……。”輯為《為先主即皇帝位告天文》。

此文做于建安二十六年（221）四月丙午，意味著以劉備為中心的劉氏政治集團自漢靈帝末年起兵，歷時三十五年左右，最后在東漢末年軍閥林立局勢中崛起并建國，與先前稱帝的曹丕曹魏集團和其后稱帝的孫權孫吳集團三分天下。這“使春秋以來的正統觀念和正統之爭沿著傳統的慣性又一次成為一種鮮明的政治觀念和爭奪中。”

秦永洲在《三國時期正統觀念簡論》認為從秦始皇“推始五德之傳”，自以為水德后，就拓延出一種新的正統價值觀——自命正統。劉邦、王莽、劉秀等均步其后塵，推始五德、假造符瑞，渲染自己受命而王，自覺樹立自己的正統形象。東漢末，劉焉見“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而領益州牧，袁術得傳國璽而貿然稱帝，都反映了這種正統價值觀念。

三國時期的符命思想直接與先秦秦漢接軌，“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說明了曹操雖奠定了曹氏基業，讓曹魏接過漢家正統，卻沒在曹氏正統的輿論上有所建樹。因此，曹丕代漢前后，制造了一系列代漢的符命和圖讖。例如《魏書·文帝紀》載：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于魏王曰：“易傳曰：‘圣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故白馬令李云上事曰：‘許昌氣見于當涂高，當涂高者當昌於許。’當涂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于許，漢徵絕于許，乃今效見，如李云之言，許昌相應也。……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劉備自命正統的王牌是漢室帝胤，群臣勸進時圍繞這一線索引證了一系列符讖。據《蜀書·先主傳》載，“西南數有黃氣”，“必有天子出其方”，“黃龍見武陽赤水”。“襄陽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由于漢高祖興起于漢中，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劉備“承其下流”；孫權則稱其母“夢日入懷”而生，又大肆宣傳“東南有王者氣”，制造了：“黃金車，班蘭馬，闿昌門，出天子”的童謠。

秦永洲指出魏、蜀、吳三國是自命正統，進而產生“爭正統”的正統觀念。這種觀念極大地強化、激勵了國家統一意識。對于以華夷之辨為鮮明特征的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正統之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趙海旺在《從<晉承漢統論>看習鑿齒的正統史觀》中總結道，東晉中期史家習鑿齒著《漢晉春秋》，形成了晉越魏而繼漢的封建正統史觀。他把這一思想在臨終前寫成系統的文字，即《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后為三恪論》。唐代重修《晉書》，在《習鑿齒傳》中對此論作了全文收錄，清人嚴可均在《全晉文》中將其簡稱為《晉承漢統論》。此論通過對三國時代性質的重新判斷和對司馬氏與曹氏功績和德行的兩相比較，并結合以往處理正統問題的范例，重點闡述了晉繼漢統的合理性。

影響晉承漢統成立的關鍵在于兩個問題：一是魏武帝曹操的文治武功在三國時期無人可比，文帝曹丕的帝位是通過漢朝皇帝的禪讓而獲得的，這樣看來是魏承漢統；二是晉受禪于魏，如果魏的正統不存在，那么晉的正統自然也存在問題，作為晉的臣子難道可以同意這種觀點嗎？

陳壽作為蜀漢的舊臣，蜀亡而入仕西晉，這樣的雙重身份必然使他在對正統問題的處理上左右為難，實際上上面的兩個問題也是他在著《三國志》時必然要考慮的，但他最終還是沒能解決而以魏為正統。

習鑿齒對于第一個問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否定：第一、對三國時代進行重新認識，從而否定魏的正統地位。習鑿齒給三國時代定性為亂世，他以漢晉統一穩定的特點和三國時代分裂戰亂的特點相較，從而否定了三國時最強大的曹魏擁有正統的合理性——曹魏處于亂世，不可與“混一宇宙，乂清四海”的漢晉相提并論，因而不把它序于帝王之列；第二、用已有的范例，證明不存在魏為正統的可能性。這種方法類似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判定原則，這種判定原則是依據歷史上已有的法庭判決對相似的案件進行裁定。習鑿齒則是以歷史上已有的事實作為自己證明晉承漢統的依據。他認為共工為九州長，秦王統一華夏，都未列入正統帝王的行列，“何況暫列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第三、以司馬氏與曹氏兩兩比較，突顯晉為正，魏為篡的合理性。德行相較——曹氏篡越正統，傾覆漢室，平素無德，信義淺薄；而司馬氏卻是漢室忠臣，勤勞篤行。功績相較——曹魏只是“暫列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充其量是個地方割據者罷了；而司馬氏卻有結束分裂統一華夏，傳承漢統的豐功偉績，歷史功績遠在曹魏之上。

對于第二個問題，即晉曾侍魏，而又受禪于魏，如果魏的正統不存在，晉的正統自然也存在問題的反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強調皇晉侍魏情況特殊，需要變通認識。習鑿齒認為曹魏的君主地位并非取之有“道”，如此晉三祖臣魏自然有未盡之義。對于“君臣之節有殊”，他也作了具體解釋：“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這樣一來，晉三祖臣魏就被看成是司馬氏實現皇統高略的特殊途徑了；第二、漢魏與魏晉的兩次禪讓的實質完全不同于堯舜時代，并不是兩次真正意義上的連續的正統的接承。對于魏文帝受禪于漢，習鑿齒雖未直接說明，但在論中所用的“魏自君之道不正”，“魏武超越，志在傾主”等表達已經體現出這所謂的禪讓實際上是臣子對皇位的篡奪，取之非道，更非正統；為了證明晉越魏而繼承漢的正統，對于魏晉之間的禪讓，習鑿齒否定了其承接正統的政治意義，但在言辭有為司馬氏開脫的溢美成分。

就著成實錄，傳信后世而言，習鑿齒的安排有長處：晉越魏而繼漢正統，可以交代清楚許多以魏為正統而難以書之于史的歷史事實。陳壽以魏為正統，在《三國志》中寫道兩次政權鼎革之際，就不得不有所隱晦，即使想寫出歷史事實，也只能是閃爍其詞，于紀和傳中做不同的處理。習鑿齒則能夠否定甚至揭露那些禪讓丑劇，反映出其背后隱藏的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政治斗爭和傾軋。

趙海旺最后指出作為東晉時期的著名史學家，習鑿齒一反前人以曹魏為正統的觀念，提出了晉承漢統的正統理論，并從多種角度進行了充分的論述，雖因“尊晉”而時有溢美之辭，但終究能夠做到尊重基本歷史事實。

既然三國時期勢力最強大的曹魏算不得正統，那么此時的正統該如何歸屬呢？對此，《晉書·習鑿齒傳》記載：“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習鑿齒以蜀為正統，得到了后世劉知幾、朱熹等人的贊同。

在三國時期正統問題上，如果說按習鑿齒所說曹魏不能成為正統是因為既無德又無功，那么劉備本是應劉璋的邀請入蜀幫忙抵抗張魯，然后又調頭攻打劉璋并取而代之，劉備的德又高在何處？兼之在劉備稱帝后，他僅有益州一席之地，相比曹魏“暫列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其功也相差甚遠。如此功德，怎能說蜀漢為正統？而習鑿齒把蜀漢政權安排為正統也是有自己的目的地：從地理位置、皇室血統角度來講，東漢、蜀漢之間的特殊關系恰好與西晉、東晉之間的關系極為相似。兩漢同為劉氏政權，兩晉則都是司馬氏政權；東漢和西晉都是大一統王朝，蜀漢偏安于西南一隅，而東晉割據南方。這樣的相似性可謂人盡皆知，因此承認了蜀漢的正統地位，也就自然實現了為東晉立正統的目的。

結合秦永洲、習鑿齒的說法來看，魏、蜀、吳三國是自命正統，這個觀點正確但不全面；三國為亂世，亂世中的各個政權都不能與“混一宇宙，乂清四海”的大一統政權相提并論，因而不把這些政權序于帝王之列。由此，我們認為，三國時期，雖然魏、蜀、吳三國都自命正統但又沒有一個是正統。

那么魏、蜀、吳三國又該如何定性呢？我們認為，按照習鑿齒“魏自君之道不正”，“魏武超越，志在傾主”的說法，魏國可以定義為一個僭竊政權；蜀國因為劉備的宗室關系，可視為漢王朝的延續——一個漢王朝在三國時期的偏安政權；吳國則屬于劃地自治的軍閥割據政權。

由此可見，秦漢至西晉的中國古代斷代史可按習鑿齒的定論，為秦、兩漢、三國、西晉。而公元 221 年劉備即位于成都武旦成為漢王朝在三國時期的偏安政權，延續了劉氏兩漢四百余年的封建統治。對于蜀漢政權統治期間，蜀地的政治制度、存世典籍等研究則可適當地從其對東漢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貢獻與改革入手。